陈建洪 | 鲁滨孙反对克鲁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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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年第3期，发表时限于篇幅有所删减，本次推送为未删节版。感谢陈建洪教授授权“古典学研究”公号网络推送。

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作于18世纪，描写的是17世纪的故事。这本书讲述鲁滨孙一生的“离奇遭遇”[1]，是一本经典而独特的书。这本书如此经典，以至于几乎每一个人即便不是阅读过至少也知道或者部分知道鲁滨孙的故事。

这本书如此独特，以至于它老少皆宜。并不是每一本经典都适宜不同年龄的读者阅读。《鲁滨孙飘流记》却既可以是儿童读物，也可以是老年消遣读品。伍尔夫曾经将《鲁滨孙飘流记》和笛福的关系与荷马史诗和荷马的关系相提并论。她指出，《鲁滨孙飘流记》就好像是“人类所创造出来的一部无名氏作品，而不像是某一个人的精心结撰之作”[2]。

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

对于《鲁滨孙飘流记》这样的经典作品，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关于鲁滨孙的理解，存在于各种各样的书籍之中。虽然不像哈姆雷特那样有千人千面的理解，鲁滨孙这个形象也的确召唤出了许许多多截然不同的理解。这些形象可能都是鲁滨孙，但同时又都不是鲁滨孙。它们都是一个视角下的鲁滨孙，所以都是鲁滨孙。它们都只是一个视角下的鲁滨孙，所以又都不是鲁滨孙。

各种典型视角下的鲁滨孙形象，基本上都突出了孤岛上的鲁滨孙。孤岛生涯对于理解鲁滨孙这个形象无疑十分重要。但是，仅仅着眼于孤岛生涯便只是一个孤立片面的视角。离家的鲁滨孙与在家的鲁滨孙、困于孤岛的鲁滨孙与浪游海上的鲁滨孙，两者应该相互对照来理解，才能获得一个更为全面也可能更为矛盾的鲁滨孙形象。

为了更为全面地理解鲁滨孙及其矛盾性，需要分别检视理解鲁滨孙的种种不同角度，明确笛福笔下的鲁滨孙如何定位自己的身份，分析鲁滨孙与他人尤其是与其父亲克鲁索的关系，突出鲁滨孙作为浪花之子与大地耕耘者身份的二重性。

笛福《鲁滨孙飘流记》（1719年初版）

一、如何理解鲁滨孙

鲁滨孙这个典型人物就像一个万花筒，折射出了现代个人主义者、与世隔离的人、新兴资产者、欧洲殖民者、孤独的经济人、漫游世界者等等不同形象。这些形象反映了文学、历史、哲学、商业、经济、殖民、文化等各种各样的不同视角。

文学方面关于鲁滨孙的解读，最为经典的要数瓦特的理解。瓦特认为，笛福奠定了现代小说的基础。现代小说的现代性在于它强调了个人经验的首要地位。个人经验对于小说的重要性，类似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对于哲学的重要性。瓦特指出，这个时期的哲学家和小说家对“特殊的个性”的关注都大大超过了以往[3]。这个文学的理解同时也意味着一个历史的理解。对个人经验和特殊个性的关注也表明了一个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的阅读兴趣。如伍尔夫指出，这个中产阶级乐于阅读“有关于他们自己和他们平凡生活的详情细节的书”[2]。

哲学方面的一个经典解读出自卢梭。在《爱弥儿》中，卢梭把《鲁滨孙飘流记》看作是“自然教育”的著作，因此把它列为爱弥儿最先应该阅读的书。卢梭把鲁滨孙理解为一个“与世隔离的人”，将其与“社会的人”相互对立。在卢梭看来，社会造成偏见，只有处在一个与世隔离的地位，才能按照事物的真正关系做出自己的判断[4]。卢梭的解读在于强调还没有受到社会污染的自然。因此，他仅仅关注鲁滨孙的荒岛生涯，从而把荒岛上的鲁滨孙看作是一个自然人。

卢梭《爱弥儿或论教育》插图（1762年版）

其实，鲁滨孙并不是一个自然人，而是一个社会人。来到荒岛之时，鲁滨孙年已26岁。他是一个有具体家庭背景和社会阶层的社会人。郭建中认为，《鲁滨孙飘流记》“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主题”是个体“生存”，也就是“在荒凉的自然环境中一个人孤立无援地寻求生存，寻求自我！”[5]这个说法虽然没有像卢梭那样把鲁滨孙视为一个与世隔离的自然人，但是同样只从荒岛鲁滨孙来理解鲁滨孙的整个生涯。

鲁滨孙的形象也可以从商业的角度来理解。瓦特指出，“获取利润”[3]是鲁滨孙的唯一使命。商人角色也的确是鲁滨孙的一个自我定位。鲁滨孙离乡出海、逃离父亲，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美洲的发现为新兴资产阶级准备好了“世界市场”。伴随着“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的巨大发展，资产阶级“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6]。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鲁滨孙就是一个资产者。但他的确是资产阶级兴起时代的一个机会主义者。在17世纪的英格兰，资产阶级开始掌权，上下阶层易位动荡：

财富正在作为获得威望的一种空前有效的手段；商业巨子的社会地位正在急剧上升；对于绅士和贵族的较年轻的子弟来说，贸易正在变得充分可敬，可以采纳作为一种职业。

在这个大气候中，“暴发户”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潜力和势力”[7]。鲁滨孙出海显然希望成为时代的幸运儿，成为一个暴发户。

鲁滨孙的故事还可以从殖民的角度来理解。施米特指出，新航路开辟之后，“16到20世纪的欧洲国际法，将欧洲基督教国家视为整个世界秩序的创造者和承担者”[8]。这个世界秩序和国际法的建立也是欧洲列强瓜分新世界和占取欧洲之外旧世界（比如中国）的过程。

换句话说，这个秩序也就是欧洲基督教国家建立海外殖民世界的秩序。《鲁滨孙飘流记》正是这个殖民扩张过程的一个文学印证。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萨义德指出，现实主义小说与欧洲的殖民事业息息相关。假如没有能使他“在非洲、太平洋和大西洋荒野之地创造他自己的新世界的殖民事业”，出现鲁滨孙这样的人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9]。

反之，16和17世纪探险航行的叙述则奠定了“巨大殖民帝国的基础”。作为“新世界的创建者”，鲁滨孙“为基督教和英国而统治和拥有这篇土地”[9]。在《鲁滨孙飘流记》中，鲁滨孙的航海区域基本上在大西洋两岸，包括英国、几内亚、摩洛哥、巴西、荒岛和葡萄牙，到《鲁滨孙漂流续记》才涉足亚洲。鲁滨孙的航海区域呈现了对英国商业革命做出重要贡献的“大西洋三角贸易”——包括英国、西非和西印度群岛——的形状。

鲁滨孙也经常出现在经济学著作之中。马克思指出了古典经济学对鲁滨孙这个形象的热衷。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讨论了“孤岛上的鲁滨孙”。和卢梭不同，马克思并不把孤岛上的鲁滨孙看作是一个自然人。马克思指出，鲁滨孙喜欢记账，是个典型的英国人。鲁滨孙在孤岛上制造了种种产品，他的账本记载着他制造产品“平均消耗的劳动时间”[10]。

马克思指出了劳动时间决定产品价值。不过，鲁滨孙的一切产品都只是他个人的产品，所以直接是他的“使用物品”[10]。马克思强调了商品和物品之间的差别[10]。在经济学中，“孤岛上的鲁滨孙”意指一个孤独的劳动者。在人类社会分工尚未出现的情况下，每个人的劳动归自己所有，维持自身生存之用。每个人的劳动都只是鲁滨孙式的简单生产劳动。这也经常被称为“鲁滨孙经济学”。经济学上，鲁滨孙式的这种简单生产活动也被叫作“基本的经济事实”。从一个人的情况开始分析，才能进一步分析“由亿万个人相互协作构成的经济体系”[11]。

韦伯的经济视角不同于马克思，他从清教社会背景将鲁滨孙理解为兼具传道功能与此世奋斗的“孤独的经济人”。韦伯比较了两个孤独者形象，一个形象是班扬笔下的“朝圣者”。这个朝圣者在熙熙攘攘的尘世“内心孤独”，“奋力赶往天国”。另一个形象就是取代“朝圣者”的鲁滨孙，他是一个“兼任传道工作的孤独的经济人”[12]。

从生活方式角度来理解鲁滨孙，比较独特的看法出自小说的中文早期译者林纾。林纾将鲁滨孙看作是“天下探险之夫”的开启者。林纾将鲁滨孙的生活宗旨归结为“初亦无他，特好为浪游”。林纾对鲁滨孙作为“浪游者”的理解，是将其与“中庸”生活相对应来理解。林纾所讲的中庸，可以分两层意思[13]。一层意思可以概括为持中守正的道义。圣人“以中庸立人之极”，不“偏”不“倚”，“据义而争，当义而发，抱义而死”。另一层意思则为平庸无过的态度。庸人“日对妻子娱乐，处人未尝有过”。

林纾及其译作《鲁滨孙漂流记》（1905年版）

林纾将这种平庸生活称为“中人之中、庸人之庸”。林纾也指出了，鲁滨孙的父亲正希望他去过这种中人之中、庸人之庸的生活。但鲁滨孙违逆父意，全然不听父亲的劝告，却“成此奇诡之事业”。当然，林纾对鲁滨孙的探险事业并非一味肯定。他明确了小说中的鲁滨孙和历史上的哥伦布都是白种人的“行劫及灭种者之盗”。他翻译鲁滨孙故事的目的也是出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希望对“好文而衰”的中国文化，可借此“振之以武”[14]。

林纾描述的“浪游者”不妨作为重新理解鲁滨孙的一个切入点。鲁滨孙一心想着离家出走。他的人生就是出走的一生。18岁离家出走，60多岁依旧还想出海浪游。种植园主鲁滨孙曾说，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就是孤岛生活。这个态度意味着，鲁滨孙并不想过孤岛生活，不想过附着于土地的小资产阶级生活。他就想着一方面通过出海赚得大钱，另一方面天下为家、自由自在。

鲁滨孙的天下为家，就是漫游天下。在《自然社会》中，李猛指出了鲁滨孙“闯荡的天性”和“漫游的精神”，也综合描述了鲁滨孙作为人群孤独者、理性劳动者、焦虑不安者、殖民统治者和现代历险者的多重身份。关于现代历险者身份的讨论，李猛还特别提到了“家”的理解角度，不过仅着重突出了鲁滨孙四海为家的孤独者形象[15]。

从浪游与恋地、海洋与陆地的角度来理解鲁滨孙与他父亲克鲁索之间的关系，是重新理解鲁滨孙的关键。从文本本身来看，鲁滨孙内心排斥属地而稳定的中产阶级生活，一心追逐海上流动的商人生涯。父亲克鲁索则希望鲁滨孙能做一个属地的、幸福的中产阶级，而不是浪迹天涯的出海浪游者。

在这个意义上，鲁滨孙和克鲁索构成了浪游者和恋地者之间的矛盾，也构成了奇诡的探险生活与平静的中庸生活之间的矛盾。在家与浪游的对照也是陆地生活与海洋生活的一个对照。克鲁索希望鲁滨孙留在家乡勤勉持家，鲁滨孙则一心想要出海闯荡天下。这就是鲁滨孙和克鲁索的矛盾之处，也是大陆生活和海洋生活的矛盾。

鲁滨孙在荒岛上的生活要放在他人生的整体框架中来理解。仅仅孤立地从荒岛鲁滨孙来理解鲁滨孙是一种片面的理解。鲁滨孙在孤岛上渡过了27年多不到28年整的时光。离开荒岛的时候，已经53岁了。离开荒岛回到英国到再度出海浪游，中间又经过了七八年。

就《鲁滨孙飘流记》的整个文本来看，鲁滨孙在岛上的生活无论多么重要多么引人入胜多么激励人生，它只构成了鲁滨孙人生故事的小半生涯。更进一步来说，荒岛生活并非鲁滨孙内心所追求的生活。无论在英国、在巴西还是在荒岛，鲁滨孙出海的心一直没有改变。荒岛生涯只是迫于无奈的逗留，是落难的结果。要想真正理解鲁滨孙，还需要理解鲁滨孙怎么理解自己。

二、鲁滨孙如何理解自我

就《鲁滨孙飘流记》内容来看，如果不算荒岛上的环岛航行尝试，鲁滨孙一共进行了七次海上航行。除了从荒岛回到英国的第六次航行，鲁滨孙在每一次航行前后都对自己有一个或者多个角色定位。

第一次航行是英国内部航行，从赫尔城去往伦敦。但是半途遇险沉船，中途经雅木斯返回伦敦。反思这一次航行的时候，鲁滨孙将自己称作“青年冒险家”[1]。第二次航行是鲁滨孙的第一次几内亚之旅。通过这次航行，鲁滨孙学会了一名海员应该掌握的基本技能，也成功淘得人生第一桶金。这次航行之后，鲁滨孙认为自己既是一名“水手”，也是一位“商人”[1]。

由于几内亚之旅的成功，鲁滨孙带着高涨的热情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几内亚之旅，也是他生涯中的第三次航行。不过，这次航行迎来的却是噩运。船只在中途被土耳其海盗所劫，鲁滨孙也被掳到了摩洛哥，沦为海盗船长的奴隶。做了两年奴隶之后，经过处心积虑的谋划，鲁滨孙终于借主人的船只逃离摩洛哥，同船挟带了一名摩尔人小孩，名叫佐立。这次逃离之旅是鲁滨孙生涯中的第四次航行。

为了避免被主人追上，他反其道而行，不是向北而是向南朝着黑非洲方向航行。途中幸运遇贩卖黑奴的葡萄牙船只，船长善良而大度地收留了他，并且把他带到了巴西。到达巴西之后，经好心船长的介绍，鲁滨孙经营了一片土地，成为了一名“种植园主”。

鲁滨孙的时代是美洲种植园与贩卖非洲黑奴事业的繁荣时代[16]。贩卖黑奴看起来比种植园的利润更加丰厚。鲁滨孙没能抵挡去几内亚贩卖黑奴的诱惑，于是开始了他人生中的第五次航行。这一次航行也是一次失败之旅，由此造成了鲁滨孙落难荒岛27年之久。在荒岛27年多的岁月中，鲁滨孙的自我理解既有负面描述，也有正面描述。

负面描述包括“隐士”“流放者”和“罪大恶极、不信上帝的人”。正面描述包括“领主”“君王”“国王”“主人”“总督”等等。负面描述基本上出现在荒岛生涯的前半段，正面描述则覆盖了荒岛生涯的整个时段。

鲁滨孙的荒岛生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前14年的生活。在这一阶段，鲁滨孙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荒岛的自然条件下寻求自我生存。第15年是鲁滨孙荒岛生涯的分界线[15]。

在这一年，他惊恐地在沙滩上发现了一个脚印，并且确认了这个脚印要大于他自己的脚。从此，鲁滨孙面对的主要问题成了如何防御他人以及如何征服他人。可以说，忏悔与勤勉构成了鲁滨孙荒岛生涯前半段的主色调，对陌生人的恐惧与征服则是荒岛生涯后半段的主旋律。

鲁滨孙的第六次航行是他从荒岛启程的归家之旅。关于这次航行，鲁滨孙几乎没有任何具体描述。鲁滨孙因出海航行而离家，几经罹难，归家之后，几乎身无分文。他想起了他在巴西的种植园，于是去葡萄牙寻找那位善良而大度的船长。在葡萄牙船长的帮助下，鲁滨孙最终获得他在巴西种植园的财富。而后，他经陆路再渡海返回英国。

来自巴西的财富使得鲁滨孙不仅摆脱了自己生活的困苦，而且可以救助他人。在家乡安顿下来之后，他再度萌生出海浪游的念头。鲁滨孙自承是一个“流浪成性的人”[1]。虽经朋友与家人相劝，他终难熬过七年之痒，最后以花甲之年再度出海，回到巴西，回到他的荒岛殖民地。这构成了《鲁滨孙飘流续记》的主要内容。

《鲁滨孙飘流续记》（1719年版）

保证鲁滨孙晚年生活无忧的财富来自巴西种植园。巴西种植园的生活是依恋土地的勤勉生活，也就是鲁滨孙的父亲克鲁索力荐的中间阶层生活方式。鲁滨孙刻意逃离父亲所推荐的生活方式，希望通过出海攫取特别的财富。结果，财富的获得最终还是来自克鲁索所推荐的生活方式。在鲁滨孙的种种自我理解中，有两个自我理解值得特别注意。一个是水手身份的自我表达和反省；另一个是他的殖民地领主身份。一个身份属于海洋，另一个身份属于陆地。

在英美帝国的崛起过程中，水手则是一个非常显眼的行业身份。从笛福到麦尔维尔到康拉德，水手都扮演着非常突出的角色。当然，鲁滨孙人生的最终目标并不只是成为水手，而是要同时成为成功的商人。落难荒岛之前和之后，鲁滨孙都没有对自己的水手身份表示懊悔。只有在荒岛上，鲁滨孙表示了对水手身份的忏悔和否定。当然，笛福的小说中一直有两个视角。一个是故事叙述的视角，一个是道德反省的视角。两个视角互相交叉在一起，时有混淆。在荒岛的第二年和第五年，鲁滨孙分别忏悔了自己水手人生的罪恶。

在岛上第二年得了疟疾之后，鲁滨孙对自己的水手生涯进行了第一次反思。这个反思基本上是一个否定反思，也就是对水手的全盘否定。首先，鲁滨孙自承八年的水手生活是一种“罪恶生活”。这种生活的罪恶并不只是限于他个人，而是包括鲁滨孙在内的所有水手。换句话说，水手本身就等于罪恶。其次，水手生活的罪恶在于冥顽不灵的心，在于“没有善恶观念”，在于“不知道向善，不知道去恶”。最后，水手之所以没有善恶观念，是因为他们“不信上帝”。[1]

在这里，道德视角盖过了叙事视角，忏悔盖过了本性。这是陆地鲁滨孙对海上鲁滨孙的反思。海上遇险的时候，鲁滨孙懊悔没有听克鲁索的劝告；岛上幸存的时候，他忏悔海上生活的“罪大恶极”。岛上鲁滨孙会忏悔海上鲁滨孙的罪恶。但是，海上鲁滨孙也会毫不犹豫地嫌弃陆地鲁滨孙的平庸生活。

陆地鲁滨孙是父亲克鲁索的影子。荒岛上的鲁滨孙与浪游中的鲁滨孙共同构成了鲁滨孙-克鲁索这个矛盾体。海上鲁滨孙时刻面对死亡，游走他乡醉心交易以求获利。陆地鲁滨孙可以说代表了英国清教精神。这种精神鼓励人们勤勉地参与和耕耘此世此地的事业，并视此为一种获救[7]。

岛上第五年，鲁滨孙直接将过“海上生活”的人等同于“最不敬畏上帝”的人。他带着忏悔的心情表示，虽然年少时因为父亲的影响曾经拥有宗教观念，但因为很早便从事海上生活，早早跟“水手们”交游，他那本来就不是太强的宗教观念也就完全从脑子里消失了。鲁滨孙提到，跟水手们的交游怎样消除了他的宗教观念。其一，水手们嘲笑他的宗教观念。其二，海上遭遇的各种危险让人“视死如归”。其三，经年往来无好人，耳中无良言[1]。

在这三个原因中，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坏人的影响，第三个原因是缺乏好人的影响。第二个原因是一个客观陈述。这个陈述暗示了这样一个观点：怕死的人才受宗教观念影响，不怕死的人则不受宗教观念影响。

岛上第一年得了疟疾大病一场之后，鲁滨孙忽然间变得虔诚起来，忽然间找到了从心灵中失踪了很久的上帝。这倒符合鲁滨孙所说死亡恐惧与宗教信念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一个态度很接近伊壁鸠鲁的态度。伊壁鸠鲁企图通过哲学生活克服死亡恐惧和宗教信仰。但是鲁滨孙是一个现代浪游者，并不相信哲学的心灵解救功能。

鲁滨孙是现代浪游者的第一个经典形象。只有奥德赛这个古典形象可以与之相提并论。这个现代浪游者与古典浪游者也有很大的不同。在外浪游的鲁滨孙虽然也想归家，但他并不思念父母，也无妻儿牵挂。用他归家之后的话来说，作为一个流浪成性的人，他没有家庭，没有亲戚，没有朋友，只剩有钱。

当然，笛福在《鲁滨孙飘流记》中最后提到，鲁滨孙十分仓促地结了个婚，还生了三个孩子[1]。但是全书关于他的婚姻和家庭就只用了这一句半的描述。这种态度基本上是海上浪游者鲁滨孙的态度，与克鲁索以及陆地鲁滨孙重视家庭和土地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

除了忏悔水手生涯，鲁滨孙把还自己比作领主和君王。鲁滨孙在不同的时间四次把自己看作或者比作君主、领主、国王。登岛第一年的疟疾发作之后，鲁滨孙第一次明确自己是荒岛的所有者身份：

这一切现在都是属于我的，我是这地方的无可争辩的君主，对这地方具有所有权，如果可以让渡的话，我还可以把它传给子孙，象一个英国的领主一样。[1]

在岛上的时候，鲁滨孙时而觉得自己是最可怜的人，时而觉得自己是最幸运的人。当他自怜的时候，他期待着早日离开荒岛；当他自觉幸运的时候，就以安于岛上生活为乐。第二次确认发生在鲁滨孙在岛上生活满四年之后。那时候，鲁滨孙表示满意于岛上生活，也再次确认自己是“这块领地的领主”，可以随自己心意在这片领地上“称王称帝”。鲁滨孙还强调，他是这片土地的唯一“主权”，没有人来跟他争夺“主权或领导权”[1]。

第三次确认是在鲁滨孙在岛上生活将近15年的时候。这一次身份确认跟前两次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前两次确认主要着眼于鲁滨孙对岛屿土地的主权。第三次确认开始转向对“臣民”的主权，虽然此时的“臣民”还只是拟人的动物。这个时候，鲁滨孙还没有发现沙滩上的脚印，还没有直接感受到来自陌生人入侵的威胁。他把一狗二猫一鹦鹉看作是他的“臣民”。他描述了他的用餐情形：坐在那里用餐，身边环绕着他的四个动物“臣民”[1]。因此，他不仅是岛屿土地的君王，而且是岛上生灵的国王。

《鲁滨孙飘流记》插图（1831年版）

如果说前两次确认强调了鲁滨孙对岛屿及其地上所有的所有权和领主权，第三次则确认了具体的统治权：他是四个具体臣民——虽然只是动物臣民——的“国王”。鲁滨孙从三个方面强调了他的统治权。第一，他对臣民拥有“绝对生杀之权”。第二，鲁滨孙具体说明了他的生杀权。杀的方面，鲁滨孙强调自己可以“吊死”臣民，也可以对他们“开膛破腹”；生的方面，鲁滨孙强调了他拥有给与和剥夺臣民自由的权利。第三，鲁滨孙强调，他的四个臣民中间没有叛逆者。当然，鲁滨孙并没有说明，叛逆者的存在与否是因为力量还是意愿的强弱。

第四次确认是在鲁滨孙搭救星期五的父亲和西班牙人之后，这次才是鲁滨孙政治统治身份的完整确认。搭救星期五之后，鲁滨孙主要还只是从主仆身份而非从君臣身份来看待他和星期五之间的关系。救出星期五的父亲和西班牙人之后，鲁滨孙才完整地明确他的政治身份。在此之前，他把他与一狗二猫一鹦鹉之间的政治关系描述为君臣关系，但那个描述只是一种比拟。他和星期五、星期五和父亲、西班牙人之间才开始构成了真正的政治关系。这个时候，鲁滨孙首次明确了岛上有了其他居民，并把这些居民看作他的“百姓”，他自己则“像一个国王”。

首先，鲁滨孙再次声称，全岛都是他个人的财产，所以他拥有全岛的领土权。这是关于领土所有权的宣称。其次，作为“全权统治者和立法者“，鲁滨孙和百姓之间的关系是统治和服从、拯救与被救的关系。必要的情况下，百姓都会为他贡献生命。这是统治权的宣称。

最后，鲁滨孙特别强调了他宗教宽容政策。他的三个臣民分属三个不同的宗教，星期五是皈依的新教徒，星期五的父亲是异教徒，西班牙人则是天主教徒。作为一个新教徒，鲁滨孙表明自己奉行宗教宽容的路线[1]。在荒岛上，从孤身一人到与他人发生关联，鲁滨孙完整地确认了他在岛上的政治身份。

三、鲁滨孙反对克鲁索

鲁滨孙政治身份的确立基本上立足于他与来到荒岛的陌生人之间的关系。但是，鲁滨孙与他人的关系并不限于荒岛上的社会关系。除了荒岛上确立的政治关系之外，还有两种社会关系对鲁滨孙的生活来说至关重要。一种是他与原生家庭的关系尤其是鲁滨孙和父亲的关系，另一种是他在航海生涯中因为命运与多位船主或船长产生的偶然联系。

鲁滨孙的名字来自母姓，克鲁索是父姓。鲁滨孙兄弟姐妹共五人，他排行第三。在小说一开始，鲁滨孙提到了他的两个哥哥，到文本最后才说明他还有两个妹妹。鲁滨孙说，他的两个哥哥，其中一个因为参军战斗，死在荷兰，另一个哥哥不知所踪。至于下一代，鲁滨孙在文本最后提到，他的一个哥哥留有两个儿子。他从巴西获得他的财富之后，他以不同的方式培养了这两个侄子。

对大侄子的培养方式看起来是按照父亲克鲁索给他自己的建议，去过中产阶级的安稳日子。对小侄子的培养则是按照他自己的生活方式，送去航海。当然，鲁滨孙也简略提到，他自己也匆匆结了个婚，生了一女二儿。不过，他并没有叙述怎么培养自己的这三个孩子。所有这些家庭关系之中，最为重要的是他的父亲。由于不知道他的父亲名字叫什么，我们就用克鲁索来称呼他的父亲。

鲁滨孙没有提到他的父亲叫什么名字，但是明确了他的父亲是来自德国不来梅的移民。鲁滨孙的母亲是英国人，父亲是德国外来移民。鲁滨孙是大陆德国和海洋英国的综合产物。鲁滨孙说父姓本为克鲁兹拿（Kreutznaer），来到英国之后简化为克鲁索（Crusoe）。

根据研究，克鲁兹拿最初来自中国南北朝时期西域的高车族。历史上，高车人不断西迁，来到东欧之后演变成克鲁兹（Kreutz）。在匈牙利语中，克鲁兹拿是“驾车人”的意思[17][18]。如此看来，鲁滨孙的浪游虽然有违父亲克鲁索的意思，但未必有违克鲁索血缘中流淌的游牧本性。克鲁索的祖先在陆地上漫游，鲁滨孙则喜好海上浪游。

鲁滨孙用“明智而庄重”形容克鲁索。克鲁索对鲁滨孙的期望是学习法律，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勤勉，过“安适而快乐”的日子。这种日子立足陆地劳作和勤勉，与鲁滨孙一心向往的海上生活形成对照。克鲁索警告鲁滨孙，一心出海将使他成为“世界上最苦命的人”。

克鲁索眼中的理想生活是中间阶层的生活，既不用为贫穷劳苦所累，也无需为野心骄奢所烦。克鲁索认为中间阶层是“世界上最好的阶层”，只有这个阶层才是幸福的，过着众人羡慕的生活[1]。中间阶层以日常方式获得幸福，下层和上层社会则追求非常手段，出海发财致富就是一种非常手段。

鲁滨孙和父亲的关系是他人生中最为重要的社会关系。鲁滨孙和克鲁索体现了一种鲜明的对照：过陆地生活还是海洋生活？驻足中间阶层还是极端阶层？追求日常幸福还是非常事业？就鲁滨孙自身而言，他的海上生活跟他的陆上生活也构成一种对照。他的陆上生活包括英国本土、摩洛哥、巴西和荒岛生涯的日子。他的海上生活主要是七次航行。从第一到第五次航行，鲁滨孙遇到的船主或船长，在一定意义上折射出克鲁索的影子。

鲁滨孙的第一次航行是逃离父亲、逃离家乡、逃离安逸生活、逃离中间阶层的航行。这一次航行是遇险沉船的航行。这意味着，鲁滨孙在行动上试图逃离和摆脱父亲，在结果上每一次逃离都能见到父亲的某个影子。第一次出海时，船主并不知道鲁滨孙的家庭阶层。遇险归来，得知鲁滨孙的家庭情况之后，船主对鲁滨孙的出海行为表示了愤怒[1]。换句话说，对鲁滨孙出海行动的态度，这个船主和克鲁索高度一致，劝说他应该回家而不应再出海，不然克鲁索的预言最终会成为现实。

在所有航行中，鲁滨孙的第二次航行最为成功。这次航行使得鲁滨孙完成了身份转换，由此成了一个海员，又成了一个商人。这次成功得益于他所结识的船主。鲁滨孙的航海生涯中遇到很多船主。只有这一位船主，鲁滨孙不仅用“正直无私”来评价，还以“亲密的朋友”来形容[1]。

这位船主并没有像第一位船主那样，作为克鲁索的影子来告诫鲁滨孙的出海生涯。这也是鲁滨孙成为水手和商人的转型之旅。很可惜，这个船主很快就死了。船主的大副然后成了新的船主。鲁滨孙随船再赴几内亚，也就是他生命中的第三次航行，也是他生命中“最不幸的航行”，成了摩尔人的奴隶。

鲁滨孙的第四次航行分为两段，前一段是逃离主人之旅，后一段是幸运得遇前往巴西的葡萄牙船只。这艘葡萄牙船只是贩卖黑人的船只。这为鲁滨孙后来同意从巴西去几内亚凡的贩奴之行埋下了伏笔。葡萄牙船长慷慨地表示不接受鲁滨孙献出一切的报恩之举，以期未来万一遇险也能获救。这位葡萄牙船长是鲁滨孙唯一再见的船主，也是鲁滨孙晚年重获巴西种植园财富的关键。

在逃离克鲁索八年整的纪念日，鲁滨孙从巴西再度起航。他也明确把这次航行跟他逃离父亲的第一次航行相提并论。这次航行也是一种逃离，是逃离父亲所建议的陆地生活。鲁滨孙在巴西的四年生涯，种植园生涯蒸蒸日上。鲁滨孙表示，只要在英国遵循父亲克鲁索的建议，他就可以获得这种生活。既然如此，何苦千辛万苦辗转来到异国他乡来过克鲁索所建议的生活？

离开巴西去往几内亚的航行，其实是一次新的逃离。第一次航行是逃离父亲，这一次航行是逃离父亲建议的生活方式。第一次航行是沉船之旅，第五次航行是搁浅之旅。两次逃离之旅的失败暗示了，鲁滨孙逃离父亲及其建议的生活方式必然失败。鲁滨孙从巴西落难荒岛，实际上也就是从中间阶层堕入社会下层。

《鲁滨孙飘流记》描述了三对父子关系。第一对父子关系是鲁滨孙和克鲁索；第二对是星期五和他的父亲；第三对是葡萄牙船长和他的儿子。第一种是新教世界的父子关系，第二种是异教世界的父子关系，第三种是天主教世界的父子关系。

在新教世界的父子关系中，儿子极力逃离父亲及其生活方式。在异教世界的父子关系中，儿子深爱父亲，但是因得鲁滨孙搭救而离开父亲。在天主教世界的父子关系中，子承父业，从事航海事业。鲁滨孙对葡萄牙船长的金钱报答同时惠及船长的儿子。只有新教世界的父子具有姓名。异教世界和天主教世界的父子都没有名字。“星期五”的名字是新教徒鲁滨孙所赋予。

鲁滨孙并没有说明也并不关心星期五原本叫什么名字。他给星期五的命名，类于亚当对地上万物的命名。鲁滨孙和星期五的关系，并不是一个新教徒和一个异教徒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个新教殖民者和一个异教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拯救者和被拯救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星期五来说，鲁滨孙就是一个神圣的存在，甚至是比他父亲更为权威的存在。

鲁滨孙在荒岛上最为可爱的对话伙伴是一只鹦鹉。这只鹦鹉名叫波尔。鲁滨孙一共有三次命名行为。第一次是将他落难的荒岛命名为“绝望岛”，这是对岛屿的命名。第二次是将岛上偶遇的一只鹦鹉命名为“波尔”。在星期五到来之前，波尔是鲁滨孙可以直接进行简单对话的生命。第三次是对星期五的命名。命名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权力。这是父亲的权力，也是一种政治权力。

鹦鹉波尔曾经呼唤沉睡中的鲁滨孙，称呼他为“罗宾·克鲁索”，并两次连问三个问题：你在什么地方呀？你在什么地方呀？你到什么地方去啦？[1]波尔对鲁滨孙的称呼，脱落了名字的尾音，而这个尾音的意思恰恰是“儿子”[19]。在一定意义上，这表明鲁滨孙失去了作为儿子的身份，也表明克鲁索失去鲁滨孙这个儿子。

与卢梭的观点不同，鲁滨孙完全不是“与世隔绝的人”，也谈不上是“自然教育的典范”。他只是一个落难的社会人，他来自具体的家庭、具体的宗教和具体的社会阶层，受过具体的教育，拥有具体的文明概念。

鲁滨孙落难荒岛的时候，既不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也不是在荒野中长大的野人。鲁滨孙是来自新教世界中间阶层的社会青年。鲁滨孙既是万千青年中的普通一员，又不仅仅是一个普通青年。他是一个逃离父亲的出海漫游者。以鲁滨孙为代表的海上弄潮儿构成了新世界征程的主力队伍。

海上生活跟陆地的第一个接触区域是海滩。鲁滨孙在荒岛上的故事也围绕海滩展开。海滩是他希望获救的地方，是他拯救他人的地方，也是他自己最终获救的地方。在荒无人烟的海滩，鲁滨孙见证了殖民事业与欧洲文明的崛起[20]。

《鲁滨孙飘流记》插图（1799年版）

四、浪花之子鲁滨孙

鲁滨孙在1651年逃离他的父亲，成为一名浪花之子。这一年，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出版了《利维坦》。霍布斯用《约伯记》中的海中怪兽来刻画他所构想的国家。利维坦是海中怪兽，有时候也被看作是一条大鱼。17世纪中期，英格兰实际上也的确正在成为一种海洋存在。

《约伯记》中的插图：比希莫特与利维坦

关于英格兰的海洋存在，施米特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论述：

正是从1588年到1688年这百年之间，英格兰岛远离了欧洲大陆，从世代的陆地生活发展为海洋的存在。英格兰不仅是超越海洋的世界帝国的首都，还成为产业革命的发祥地。甚至没有经过大陆国家的狭路，英格兰没有像大陆意义上以国家来组织国家军队、警察、司法和金融，而是首先是靠浪花之子们和海盗，然后是靠贸易公司的指导介入到新世界的陆地掠取，完成了广大的海洋攻占。[21]

施米特的这个论述，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英格兰在16世纪末到17世纪末完成了从以陆地生活为主的存在向以海洋生活为主的存在的转换。第二，英格兰跟欧洲大陆国家在发展方式上完全不同。英格兰依靠浪花之子和海盗、依靠贸易公司，介入新世界的陆地掠夺，完成了海洋占领。海上浪游者、探险者与海盗奠定了英格兰海洋帝国的地位。

按照竹田勇的说法，所谓“探险家”“航海家”“冒险商人”本来就都是英国用来称呼海盗的词语。如果与英国国家权力合作进行掠夺，就是探险家、航海家和冒险商人；若非如此，就是海盗[22]。英格兰从陆地存在向海洋存在的转换过程中，浪花之子起着重要作用。鲁滨孙正是浪花之子形象的典型代表。

关于陆地与海洋在现代世界中呈现的差异，黑格尔有一个经典论述：

家庭生活的原则是以土地……为条件。同样，对于工业来说，激励它向外发展的自然因素是海。追求利润要通过冒险，于是工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也提高自身而超出于营利之上。它不再固定在泥块上和有限范围的市民生活上，也不再贪图这种生活的享受和欲望，用以代替这些的是流动性、危险和毁灭等因素。

黑格尔在这里区分了两种生活，一种是以土地为条件的家庭生活和市民生活。这种扎根土地的稳定生活给人以享受。另一种生活则是伴随着现代工业发展而追求利润的海上冒险生活。这种生活伴随着流动、危险和毁灭。克鲁索和鲁滨孙可以说分别代表了这两种生活。鲁滨孙逃离克鲁索意味着现代水手和商人的海上生活对传统家庭和市民陆地生活的告别，也意味着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新转向。浪游者尤其是海上浪游者突入人类历史舞台的中央。

黑格尔关于海上商业生活的流动性与陆上家庭生活的稳定性之间的对照，马克思以更为清晰的方式指出，这是资产阶级兴起带来的革命性后果。资产阶级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就在于“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

在这种动荡之中，一切固定僵化的关系、一切固化的等级，一切神圣的东西都彻底瓦解。即便是新形成的关系，可能还未来得及固定下来，就已经又成为陈旧的了。这是个不断变化的时代。就黑格尔所说立足土地的家庭生活而言，马克思强调，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6]

这就是说，资产阶级把家庭关系也资产化了。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一个资产者的世界，一个资产阶级的“所谓文明”[6]。鲁滨孙基本上体现了这个资产阶级变化时代中的新兴形象，喜欢遨游四海，完全四海为家。

作为水手和商人的鲁滨孙明显地比种植者鲁滨孙更为深入人心。事实上，荒岛鲁滨孙的故事实际上是一个水手落难在陆地的故事。荒岛生涯实际上也是一个陆地种植者和牧羊者的故事。鲁滨孙与作为劳作对象的土地、与作为人类根基的大地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24]。鲁滨孙在巴西的种植生涯历时四年，在荒岛滞留28个年头。鲁滨孙在荒岛上的反思也是土地种植者对海上浪游者的反思。

当然，鲁滨孙随时可能在行动上推翻反思。这种推翻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行动。鲁滨孙从来就没有甘心于滞留荒岛，虽然偶尔满意于耕种放牧的收成。巴西种植生涯最终留给了水手鲁滨孙一直梦想却未能实现的经济收成。没有这个经济收成，鲁滨孙将面临晚景凄凉的生活。

荒岛归家的鲁滨孙一贫如洗，除了政治殖民者的身份。荒岛耕牧生涯为鲁滨孙带来的商品收成基本上为零，但意外的命运赋予了鲁滨孙以政治收成。这个政治收成不是归功于种植者，而是归功于浪游者。浪游者踏波逐浪，意外奠定了浪游者的历史地位。通过武器和命名的方式，浪游者为崛起的英格兰占取殖民地、归化异教者、灌输文明论。

鲁滨孙一心趋婺水手和商人身份。就其自身意图和最终结果而言，鲁滨孙的水手和商业生涯显然是失败的。如果没有种植园财富，就不知晚年鲁滨孙是否还会扬帆远航。鲁滨孙一心想要逃离的土地种植事业出人意料地为他带来意想不到的晚年财富。没有浪游者，也就没有殖民。鲁滨孙反对克鲁索，是浪游者反对种植者，由此创造出一个流动的世界。流动的世界不是代替了安定的世界，而是打破了安定世界的边缘。大地的失序造就了商业的可能性，商业则进一步扰乱大地。

通过分析波德莱尔的诗歌，本雅明特别分析了波西米亚式的生活状态并用“游手好闲”来概括这种生活。资本主义时代的无产者是过波希米亚式生活的人。本雅明用农夫该隐来形容无产者的祖先，源于该隐的人“只拥有自己的劳动力，除此之外不拥有任何商品”[25]。

从这个角度来看，落难荒岛的鲁滨孙也是该隐的后裔。在《创世记》中，该隐本是种地的农夫，他的弟弟亚伯则是牧羊人。与该隐的农产品供物相比，亚伯献上的头羊和脂油更得耶和华的欢心。该隐因此不悦，在田间杀了兄弟亚伯。该隐从而被耶和华惩罚逐离土地：

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创4：12）

《该隐杀害亚伯》，鲁本斯 绘

该隐被罚流离飘荡在地上，鲁滨孙则主动飘流浪游在海上。鲁滨孙的种地生涯，无论在巴西还是荒岛，首先都是迫于生存。从本性上，他并不喜欢种地而是喜欢浪游。换句话说，被诅咒的生活才是他喜欢的生活。

其实，鲁滨孙的浪游生活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诅咒了这种生活带来的不幸。在克鲁索看来，留守家乡、扎根大地才是幸福所在。鲁滨孙则出海投机，试图通过商品贸易追逐财富。但是除了几内亚所获的第一桶金，其他几次不仅一无所获，而且要么中途沉船，要么受掳为奴，要么流落荒岛。

本雅明的“游手好闲者”，或者说本雅明解释的波德莱尔诗歌中的“游手好闲者”，基本上是指晃荡在资本主义大城市街道上和商场里的现代主义个体典型形象。在解释这个典型形象时，本雅明不仅区分了波德莱尔的“游手好闲者”和雨果的“人群”或“大众”，而且区分了巴黎的艺术属性和伦敦的金融属性。在一定程度上，本雅明试图比波德莱尔更好地理解他自己。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本雅明不接受波德莱尔将“游手好闲者”和“人群中的人”相提并论的观点。他不仅明确否认“人群中的人”为“游手好闲者”，而且指出：伦敦有自己的“人群中的人，巴黎则有它的“游手好闲者”[25]。本雅明认为，人群或者大众对于雨果来说就是精神世界的生命。人群或者大众虽然以“具体的实体的形象出现”，但在社会意义上也就是在他们孤立的自我利益上来看，依然是抽象的存在。

通常，人群只是“一种数字的存在”，只是“由于私利的巧合而集中起来的个体”[25]。与雨果把自己融入人群的做法不同，波德莱尔则把自己从人群中分离出来。这个从人群分离出来的典型形象就是“游手好闲者”。“人群中的人”允许自己被人群推撞裹挟，游手好闲者则要求一个“回身的余地”，他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闲暇、逍遥和观看。游手好闲者抗议“专业的劳动分工”，抗议“勤劳苦干”[25]。

在本雅明的描述中，“游手好闲者”可能是无产者、拾垃圾者，也可能是诗人、艺术家，他们都是波希米亚派。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这些波希米亚派是被人群抛弃的人，也是游离于人群的人。本雅明对游手好闲者进行了类型化描述，但是从未用一个典型的个体形象来说明它。在一定意义上，鲁滨孙也是这个游手好闲者的原型，是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多余人典型。恰恰是主流社会之外的这些多余人，塑造了英国海洋存在的典型品格。

五、结语

传统上，欧亚大陆西边的罗马帝国和东边的中华帝国，都没有形成一个统一陆地的帝国。忽必烈治下的草原帝国几乎完成了欧亚大陆的统一大业，不过没有穿越海洋的屏障。因为草原帝国在陆地上的挤压，欧洲各民族得以成型，并转向海上探寻出路。

按照麦金德的看法，亚洲兴起的骑马民族穿过乌拉尔山和里海之间的空隙，占据了匈牙利，并由此向北、向西、向南出击欧洲的各个定居民族。在反对草原游牧民族入侵的过程中，欧洲人才形成了一个个定居民族[26]。麦金德由此认为，“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可以被看作“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26]。在1500-1900年，欧洲定居民族迎来了扩张期，也为世界市场和全球秩序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典型特征是不再束缚于土地。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用恋地情节（topophilia）来定义“人与地之间的情感纽带”[27]，更为广泛地定义“人类对物质环境的所有情感纽带”，尤其是用来定义对某个地方——“家园和记忆储藏之地”——的依恋情感[27]。资产阶级则完全破除了恋地情节。鲁滨孙是一个成功的种植者，但是一直不甘于在土地上种植耕耘，始终希望做一条自由遨游的鱼。鲁滨孙反对克鲁索的过程就是主动摆脱土地种植者确立海上浪游者优越地位的历程。

由于对土地的深度黏着，中国人时常被形容为“千年农夫”[28]。中国人对土地和泥土的附着性，比起其他民族来说，都表现得更为强烈。希伯来人的创世神话表示了人从泥土而造，罗马人也创造了大地母亲的说法。但是中国人表现得尤为突出。与中国人对土地的强附着性相关，中国人对家庭的依恋也比其他民族更为强烈。

中国人是地球上最重视耕耘土地的种植者。从陆地到海洋的转变，从种植者到浪游者的转换，欧洲人走在历史前列。鲁滨孙想要变成水中的鱼。克鲁索一直是地上的人。鲁滨孙·克鲁索则是一个鱼人。从隐喻角度来看，鲁滨孙·克鲁索的故事也可以看作是笛福的英国故事[29]。

资产者是一条鱼，哪里有利润之水，就游往哪里。鲁滨孙就是这样的一条鱼。欧洲列强是海中的利维坦，从海上游到中国沿海，把黏在土地上的中国人也变成水中的鱼。面对跨海而来的欧洲商人和船炮，中国人也不得不成为一条鱼出海漫游。当中国人成长为一条海中大鱼，即刻面临着来自西方的围捕。与茫茫大海相比，人可以是一条鱼，岛屿可以是一条鱼，国家也可以是一条鱼。如何既能安全出海，又能平安归家，成为了当下中国一个紧迫的时代课题。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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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建洪，1973年生。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教授，比利时鲁汶大学哲学博士。曾发表《论施特劳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耶路撒冷抑或雅典：施特劳斯四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思绪现代》（上海：上海三联，2004）等作品。研究方向为西方政治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与宗教思想。

（编辑：王俊岚）